《蔣渭水全集》補遺
有關《蔣渭水全集》，台灣民眾黨的幹部黃師樵，於〈蔣渭水及其政治運動〉一文提到：「蔣先烈逝世後，其遺集由筆者負責編輯付梓，不料，剛要出版時，遂接到警務局命令，禁止出版，同時被查封焚毀，幸筆者尚留存一冊，以做永遠紀念。」
祖父辭世時，「剩得蕭條數卷書，兒女遺孤猶在讀」。曾參與編纂《蔣渭水全集》 的九位成員之一的白成枝，一九五○年重編《蔣渭水遺集》，有甚多的文章闕漏，當時黃氏珍藏的《蔣渭水全集》已經遺失。
《蔣渭水全集》重新出土因緣
在海峽版的編後暨中，王曉波教授曾向黃師樵探得有二本《蔣渭水全集》流出，一本為已故台灣史學者戴國煇教授自舊書肆購得。二○○二年七月，蘆洲舉辦「李友邦抗日五十週年紀念史料展」，李宅曾舉辦過多次的文化協會講演會，因而前往收集史料，有緣結識戴夫人林彩美女士，談起蔣家後代念念在茲的先人遺物。在戴教授汗牛充棟的藏書中代為尋找，當晚，即接獲尋得此書的佳音。
誠如黃師樵的跋所言：「是篇即其運動之歷史也，亦生平熱血之結晶也。」全集收錄祖父舊作。經過仔細比對後，發現這些原刊登在報章雜誌的文章，再次的被新聞檢查，有多篇的字句或段落，被填滿○○、╳╳或△△代替；如〈獄中賦〉只剩標題；〈獄歌行〉則闕漏；〈民眾黨的綱領及政策〉標題與條文全被刪除。而付印中仍然難逃被沒收焚毀的命運。然而，祖父即使倒下，身後的影子還是籠罩著總督府。
重要文獻再現
全集中〈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〉、〈文化協會專任理事就任之辭〉，係此次出土歷史文獻中最重要的兩篇，讓吾人得以更深入了解當時祖父創立文化協會的歷程，及擘畫未來台灣文化發展的抱負，因而填補了歷史殘缺的空白。書中也收錄祖父二首七言詩，〈嘆神州〉隱喻日本「強鄰蠶食肇黃禍」；〈己巳冬為宣言案被逮〉，則是祖父因散發未經總督府核可的「台灣民眾黨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宣言」而被逮捕，而有「政事日非不可言，憂思徒喚奈何天」之嘆。這二首詩，也是祖父至今唯一被發現的古體詩創作。
《蔣渭水全集》中仿古文的大不同
祖父因「治警事件」入獄，在獄中憑著年少時學習的記憶，創作了台灣志士豪情壯志的仿古文，然而全集中收錄的〈快入來辭〉、〈送王君入監獄序〉、〈春日集監獄署序〉，卻與原刊登在《台灣民報》上的不同。
〈快入來辭〉暢快淋漓描述入獄可以修身養性，磨練心智，讀書自娛，何樂而不為。祖父出獄後，繼續從事社會運動，有了更多的體驗，「登大屯以憑吊，臨劍潭而賦詩。策大同以歸正，共扶人道復奚疑。」可見祖父以本鄉本土的胸懷，放眼世界人道主義的精神格局。
〈送王君入監獄序〉借由王君（王敏川）之口，批判凡夫俗子的趨炎附勢，朋比為奸。祖父自述獄中精神生活瀟灑，與其逢迎拍馬，腐蝕心志，莫若為民請命坐牢，表達不凡的心志。「精神不屈兮，凌辱何傷。悍卒守監兮，酷禁不妨。磨且練兮體愈康，勉其行兮奚徨徬？離吾妻兮別吾母。從子於獄兮，終吾生以學禪。」獄中規律的生活可健康長壽，還有什麼不滿足呢？將拋妻別母，跟隨王氏入獄。有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的大無畏勇氣，更有相濡以沫惺惺相惜的同志之情。全集中的〈送王君入監獄序〉，更提昇了精神的層次。
〈春日集監獄署序〉則比《台灣民報》多了「受審判記」的副標題，內容也大幅修改，「政權者，人類之生命」，治警事件的公判，對於政治強權的思想迫害，祖父有了更深的體會。
開啟獄中人權文學的新頁
祖父的獄中散文，開啟了台灣人權文學、監獄報導文學的的新頁。〈入獄日記〉、〈入獄感想〉、〈獄中隨筆〉等篇章，在在流露出光明磊落、不懼不憂的浩然正氣，可見監獄雖然能囚禁志士的身軀，卻阻擋不住從囹圄之外湧入的同志之情、同胞之愛。
祖父向來視入獄如入學。「治警事件」終審，上午宣判後，祖父即跑到讀報社和友人家，搜羅書籍做為獄中精神糧食。午後，爆竹盛放聲中，百餘部書籍堆滿了人力車，在男女同志四五十名的簇擁下入獄。
祖父視羈留所如旅館。反對評議會政談大講演會，祖父擬講「帝國主義的麻醉劑」，會前卻被基隆警察署羈留多日。〈基隆旅館與日新館的比較〉反諷基隆警察署與位於日新町的台北北警察署羈留所，並渴望有機會一遊高雄的羈留所。
羈留所也是同志相聚，聯絡感情的好所在。汐止民眾講演會因聽眾過多，被命令解散，祖父再三申請重開講演會，與陳其昌等共八名連受三回檢束，被羈押於汐止警察分室。〈清一色的汐止亭：民眾黨大舉避暑，汐止亭全部貸切〉，把警察戲謔為強拉生意的「叫客」，致使羈留所客滿，大家輪流作東請客，感覺更加親密，好比同志在涼亭豪遊避暑。最後每日都有人成群結隊來慰問，被釋放時，還拍掌燃放爆竹，沿街送行。
監獄更是祖父的「社會問題研究所」。〈訬人大會記〉一文，諷刺每遇皇親國戚蒞臨台灣，社會運動的領導人與低下層的人紛紛先被檢束，女的吵吵嚷嚷，男的大發議論，乘機享受訬人會議。〈女監房的一夜〉一文，則感嘆男監客滿，女監也都是男囚，作姦犯科者日益增多。
祖父在獄中也不忘教化囚犯。〈兩個可憐的少女〉一文述及，被賣在煙花巷裡的女孩，不僅遭受無賴漢的恥笑，還流落到被拘留的地步，然而這等命運，並非關係到他們的不肖和美醜，而是關係他們的家庭與貧富。因此祖父慨言，無賴漢及醜業都是同一母體，是帝國主義產生下的畸形兒，應該要同病相憐。
此外，全集也收錄了〈北署遊記〉、〈舊友重逢〉、〈三遊北署〉等監獄文學作品，可知豪邁的祖父，屢次入獄「宛如歸巢入故家」，並都有獄中報導文學發表。
「台灣第一反」
祖父敢言人所不敢言，敢寫人所不敢寫，反不公，反不義，反歧視，有「台灣第一反」之稱，開創臺灣知識分子主導公共領域的時代。
學者楊雲萍在青年時代，曾因投稿《臺灣民報》而與祖父有過近距離接觸，他指出：「那時僅僅提到『蔣渭水』名字，就要受到日人當局的監視。在台灣民眾中間，『蔣渭水』三字，就是意味反抗日人，尤其意味反抗日本警察的語彙」。
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二日，日本東宮太子裕仁（日後的昭和天皇）行啟被稱為「天皇之島」的台灣。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便逢迎拍馬，發動全島奉迎，搭牌樓、執歡迎旗、提燈、放煙火，御用紳士以詩賦讚頌「盛德洪恩深感泣」，大獻殷勤。
御用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更刊登皇太子訪問新竹小學校後，學生對著皇太子「御足跡」膜拜，女學生用白手帕包裹「御足跡」沙塵做紀念的「光榮事蹟」。
祖父赴東京推動第三次議會請願運動歸來不久。四月十八日，皇太子由總督府乘豪華的敞篷禮車，由騎兵開道，前往台灣人就讀的太平公學校參觀，途經大安醫院，「假歡迎真請願」的祖父，將「歡迎賀駕台灣議會請願團」的斗大標語揭揚醫院軒頭。北警察署近滕署長，立即以違反「治安警察法」命令禁止、戒告應立即撤去，將祖父拘押查辦，並搜查家宅達四小時之久。總督府想展現「內台融合」的假象，由當時念太平公學校的辜振甫，代表朗誦文章給本皇太子聽。
關於向皇太子請願一事，台灣的御用報紙都三緘其口，東京《朝日新聞》卻以「台北的島人不穩 文化協會的領袖被召喚」大幅報導。
《臺灣民報》第三號也諷刺奉迎之旗，只有嫌過小，哪有忌厭過大。「我臺人為公事受拘引者，實以蔣氏為嚆矢，做個台灣民權運動史上的新新好的紀錄。」、「印度顏智（甘地）為民權運動被禁，聞獄官待顏好，不知道蔣氏這番如何呢？」
總督府餘怒未消，以祖父等趁請願，運用內台法律不同的漏洞，在東京設立「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」。十二月十六日清晨，全島大舉逮捕議會請願人士，史稱「治警事件」。
次年七月廿五日，第一次開庭，大家都想聽「台灣第一反」蔣渭水等怎麼辯論，法院為限制旁聽人數，決定發售每張一角的門票三百張，以當時十幾圓的月薪，門票並不便宜，早上七點開賣，清晨五點就有人排隊，成了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台灣司法史上的奇聞。祖父與三好一八檢察官展開法庭大辯論，義正辭嚴的說「我要感謝神明，使我生做台灣人」，並呼籲總督要放棄法國式的同化政策，改採英國式的自治政策。三好檢察官因而動怒，甚至要求不贊成同化的蔣渭水離開台灣。
提倡人權的先鋒旗手
祖父是《台灣民報》的社論主筆，也主持《晨鐘暮 》專欄，筆力萬鈞，經常對總督施政，當頭棒喝。
「教育是國家最重要的事業，國民文化的高低，全賴乎教育普及與不普及」。祖父曾以文化協會名義申請創立義塾，不被核准。〈急宜撤廢取締學術講習會的惡法？〉一文批評「台灣自改版圖以來，對於教育政策，沒有十分努力的誠意」。百分之三十三的學童就學率，卻只有二個基督教創立私立中學，雖有志士仁人，不忍坐視島人之文盲.，企圖設校而當局不獎勵，而倒反來壓迫，這是「不許可主義」。更發布日本沒有、世界也沒有的「學術講習會的取締規則」，這愚民政策是「台灣學政的壓迫」的極點，「實在是台灣惡政的證據」。呼籲總督府「趕快把這齷齪的規則撤銷！使民間得有自由開設各種講習會，以圖台灣文化的發達。」
祖父還以筆名「維漢」發表（駁台日社說的謬論：須知同化政策正是滅人種族的帝國主義），駁斥《台灣日日新報》（台灣的統治式帝國主義嗎？和外國的殖民政策大不同）似是而非之論，大膽批判總督府的同化政策是滅種、製糖政策是壓榨農民、資本主義是掠奪山林與土地、公學校不教母語，是要將台灣兒童變種為日本兒童。由於文章帶有強烈的漢民族意識，違背總督「內地延長」的政策，文句在全集中被刪自然是意料中的。
祖父也以筆名「睡魔」發表〈古董大會〉，藉記者在夢中說夢的方式，譏諷御用紳士及亡清遺老聚會，與殖民統治者相互唱和，「蠱來蠱去」排拒新思想，行文潑辣有味。
〈豈有不許言論自由的善政嗎？〉一文指出「言論的自由和束縛，是善政與惡政的分歧點。行惡政的必先束縛民眾的言論」、「不准民眾的言論機關存立於島內，是惡政中的第一惡政」。祖父直指臺灣人的言論自由其實是被箝制的：「台灣人並不是願意默默無言的，是喉舌被壅塞了的」，可惜這篇如利刃般直刺總督府心臟的文章，在《蔣渭水全集》中被摘除。
「文化頭」的文學地位
祖父也是台灣文化協會《會報》編輯暨發行人。第一集的《會報》，祖父曾語重心長的發表〈臨床講義－－關於台灣這個患者〉，開出五味教育藥方，治療「知識營養不良症」的台灣。這篇診斷書形式的散文，深具時代意義與原創性，被評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經典之作。《會報》共八集，提倡新文學不遺餘力，至今僅發現第三集，如能陸續出土，相信有助於提昇祖父在台灣新文學上的地位。
台灣文學館館長林瑞明在〈感慨悲歌皆為鯤島〉文中讚譽《臨床講義》是「台灣的政治文獻，亦是獨一無二，絕妙的文學作品。」並從台灣文學發展的方向，說明祖父是台灣啟蒙時代具代表性的作家，並且在台灣人權文學的範疇裡，佔有重要的位置，其散文作品，對新文學也起了催化作用。
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時，在獄中的祖父曾創作寓言，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日記，記載著：「本日脫稿一篇新創作的〈獵獅和獵犬的會話〉」，甚至，祖父也曾嘗試過寫小說，一月二十四日日記，記載「獄中夢越寫越長，幾乎不可收拾，至今天才完篇，計得洋箋六十餘枚」。可惜這些作品，都沒有留存下來。
第一次入獄時，獄卒幫忙買紙筆，祖父寄送獄中作品發表於《臺灣民報》，起了發酵作用，凝聚人氣，造成了「精神復興的現象」。第二次入獄時，待遇截然不同了。〈五個年中的我〉，祖父自述想將學生時代熱血奔騰的革命事蹟，在獄中寫成小說，「因為紙筆都被取去，不能寫出來，實在是很遺憾！俟下次有機會的時候，自然要寫出給諸君看看。」以社會運動為本業，文學為副業的祖父，喪失了這次寫作的契機。
然而全集中的〈北港溪底的奇遇〉已具有小說對話的形式。記敘在醫務百忙之中，撥空赴嘉義為同志打氣講演，卻被硬拉至北港講演，欲趕夜行火車回臺北時，夜黑風高，出租車陷入茫茫無際的溪埔，動彈不得。運轉手回北港叫人求助，留下車掌「頭家娘」，遠處傳來斬竹的聲音，祖父一方面擔心少婦的安危，一方面擔心無產的自己，被誤認為有車階級遇劫，驚心動魄的經歷，栩栩如生鋪陳。
台灣新文化的啟蒙者
前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於蔣渭水逝世七十週年時，發表《蔣渭水的文化身分》專文，「一提起蔣渭水，大家一定都知道他是抗日志士，是革命家醫生，他在抗日運動的革命志業中，成就非凡，幾乎掩蓋了他對文化運動的貢獻與文學創作的成績。」「我們以蔣渭水主導『文化協會』的成立，以及「文化書局」的開辦，加上其報告文學的創作，盯衡其對『台灣新文學運動』的影響，蔣渭水不但是社會運動家、革命家、也是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。」「在蔣渭水逝世七十週年紀念日，我們不但要再一次確認蔣渭水的文化身份，也應在二十一世紀初，這個以「一」開始的年代裡，效法蔣渭水先知先行的精神，重新思考興起另一波的全民文化運動，且在建立台灣文化主體的過程中，於亞太文化與世界文化體系中定位，並與之對話。」
已故台灣文學研究學者黃得時曾在其所著的〈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說〉中讚譽道：「關於散文方面，在這個時期，使人不能忘的是故蔣渭水氏的『入獄日記』，這是社會運動家在日人壓迫下如何過獄中生活的報告文學，‧‧‧‧像這種作品、實在是不可多得的。」
屏東科技大學梁明雄教授在《台灣文學與文化論集》評述祖父是「台灣新文化的啟蒙者」。「革命家的蔣渭水，畢生從事於『反帝反封建』的志業而席不暇暖，文學原不是他的正業，所為文章，也都是為了伸張革命主義，反對殖民政權而發。然而由於他豐富多樣的人生閱歷，和天生悲憫的真誠情感，使他在先天上具備了作為一個文人的氣質和條件。加上他『常識過人，凡事誠意，做事有繼續性』的人格特質，因此流露在作品中的」，也都是一派真誠，而又飽含感情。」梁教授認為，祖父的專欄和社論，辭嚴義明，直搗核心、立論正大，是擲地有聲的傳世之名篇；至於散文雜文，也都是描述逼真，反諷多趣的紀實小品。
《台灣》、《台灣民報》在台灣的支部，台灣文化協會的本部，都設在大安醫院，祖父曾任民報主筆、總經銷，自詡為民報的保母，稱職的扮演著一九二○年代，新時代、新思想、新文化啟蒙者。
依據《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》，王詩琅先生訪問曾任《台灣民報》編輯主筆的林呈錄云：
「因為業務的發展，《台灣民報》應時勢的要求，遂於大正13年(一九二四)將編輯部，移到台灣的台北大稻埕太平町大安醫院內，由蔣渭水、王敏川兩先生負責。」這段期間，祖父有許多文章不具名或以其他筆名發表，王曉波教授編的《蔣渭水全集》，收錄了曾任台灣民眾黨主幹的陳其昌指認的文章，正可彌補此一缺憾。此書的的再版，也收錄黃師樵主編的《蔣渭水全集》中新出土的文章。
講演舌端噴火，臨監官為之震懾
除了紙筆之外，祖父更是舌端噴火的「講古仙」，引經據典，言詞犀利，批評秕政，臨監官也為之震懾。 水竹居主人張麗俊日記記載，豐原聖王廟的「文化」講演，祖父講「政治理想與其寔現方法」，「蔣先生在台上侃侃高談，津津樂道，旁徵曲遠，証近稽說，到中傾處，撲掌之聲如連響爆竹，旁若無人。雖古川刑事、警部在此旁聽，彼絕無介意，後致與古川數言衝突，彼依然大言不?，來聽者千餘人，庭除為之滿，亦安座靜聽絕無騷動，直講到十一時方告閉會而散。吁！戰國時有蘇秦、張儀俱稱說士，今觀蔣先生之?智，單獨來此講演，與秦、儀亦不多讓矣。」
另一次，祖父在臺北讀報社講〈政治哲學概論〉，舉德國皇帝逃亡，俄國沙皇被士兵槍殺，秦始皇只持續一代，法國革命皇帝被送上斷頭臺，明白的宣示「如有多數群眾的反抗，再大的權力也沒有用處。」祖父的講題還有〈王道與霸道〉、〈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政策是用帝國主義〉，〈法蘭西革命史〉、〈印度的解放運動〉…，這種批評殖民體制，號召革命解放的露骨言論，挑動總督府敏感神經。
總督府尤其忌諱祖父講演〈同胞須團結，團結真有力〉，認為妨礙內台融合，比日本勞動農民黨律師布施辰治在台灣講階級鬥爭還厲害。
文化協會會歌與勞動節歌
二○○三年七月十日，「自覺的年代——台灣民眾黨特展」展前二週，秋江台灣歷史博物館林于昉博士來電，購得祖父致林獻堂邀約參加文化協會創立大會的親筆信函，信末有祖父創作的〈台灣文化協會會歌〉。
「糾合東亞諸民族締結大同盟」，「發達文化振道德造就此才能」，會歌充分揭示祖父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時空背景。「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同盟的前提，也是其骨骼。亞細亞民族結盟起來，互相啟發東洋文化，以追求西洋文明並駕齊驅，才能融合東西文化趨向一致，並使東西方平等相處，世界大同。台灣人生來就帶著連繫與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，也就是而台灣人手裡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道關口的鑰匙，是意義深遠且責任重大的使命啊！感謝神明賜給我們如此榮耀、光輝、又具有尊嚴的使命。」文化協會的誕生就是要打造有能力實踐這個使命的台灣人。當然，還有些話是為了要使文協通過核准，不得不有所保留。
在當時總督府不准結社的時空背景下，詞中雖有「我等都是亞細亞黃色的人種，介在漢族一血脈日本的百姓」委曲求全以結社的無奈，「但願最後完使命，樂為世界人，世界人類萬萬歲，台灣名譽馨」有要超越凌駕日本人之上，成為世界人的偉大胸襟語氣魄。
祖父創作的〈勞動節歌〉，是當時台灣人紀念五一勞動節必唱的歌。「拼我熱血為他犧牲，要把非理制度一切消除盡清」，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，不分貧賤富貴責任依一互助」這也是祖父創立臺灣工友總聯盟的目標。信函、會歌。勞動節歌，一併收錄於再版的《蔣渭水全集》，使「全集」更名副其實。
廿年辛苦爭平等，半世奔馳倡自由
臺灣文化協會、臺灣民眾黨、臺灣工友總聯盟、臺灣農民組合，四大非武裝抗日的主體，前三者是祖父所開創，後者則是受到臺灣文化協會啟蒙後而成立。
為拯救殖民地的台灣人於倒懸，舉凡文化、政治、學運、工運、農運…，祖父無役不與，無限燃燒自己的能源。叔公渭川曾統計，祖父曾籌組一百多個團體。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統計，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，旗下就有六十五個團體。
醫學校學生時代，祖父就有淑世救民的行動，募款在故鄉宜蘭昭應宮設置讀報社，與翁俊明、杜聰明等同志抱必死之決心，以霍亂菌下毒飲水謀害袁世凱，以傷寒菌注射入文旦，欲謀害大正天皇，壯志未酬。
祖父醫學校晚一屆的學弟林糊，回憶學生時代，蔣渭水、翁俊明、杜聰明熱心的為中國的革命黨募集資金，聯合其他學校的學生，秘密聚會演說，報告中國革命進展，排斥殖民地政府的壓迫，鼓吹革命精神。殖民當局準備逮捕學生，校長高木友枝以「教育獨立」、「校園自治」，抗拒來自總督府的壓力，並集合學生說道：
「比喻一家有五口的家庭，可能也有時鬧意見；何況全國五千萬的國民，其中當然也有政見不同的份子。民主時代政見不同的時候，儘好提出來共同討論，依照多數的決議而定國策。但是大多數的決議，不一定就是真理；假使少數人自信是真理、而不能通過的話，就要用革命方法來實現，那就是維新的一個辦法。所以，革命運動並不是絕對不可，但總要事先看清時勢、認識社會，有十分的準備才行。比喻你們要開始革命運動的話，就應該綿密計劃：什麼人做總統、甚麼人做總理大臣、甚麼人擔當陸海軍、甚麼人籌備資金糧食、叫誰防備基隆、叫誰鞏固高雄……等等。要是打壞日本、革命成功了，你們就做總統、總理；萬一失敗呢，國法是嚴厲無情的，應該覺悟要上絞台……」
高木友枝肯定祖父等人從事革命維新，反抗強權的民主信念與行動，曾說過「未來的台灣，是台灣醫學校的學生的台灣。」
台灣文化協會創會時，祖父推薦賴和先生擔任理事，賴和先生曾回函祖父：「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，才能成天下之事，足下所創事業是為吾台三百餘萬蒼生利益打算。僕亦台人一份子，豈敢自外，但在此時尚非可死之日，願乞把理事取消。」
祖父在致林獻堂的信中，談到會員招募，「此雖區區五百人，卻是全島內之金剛石（培火君稱同志為金剛石，其他醉生夢死者為石頭、土砂）。乃託察官（警察之意）施行預備試驗，一般意志薄弱、觀望不前者。早已被警官選為落第之列。故以五百名之錚錚者，可當五千名之（會）神經者。」
祖父籌組台灣文化協會，受到重重困難的阻撓打擊，從成立前、成立後，警吏的干涉壓迫，會員被迫退出，可見端倪。
從事社會運動，身邊不時的有特高警察跟監。碧玉姑姑曾說：「父親和他的同志們時常晚上去演講，但到半夜時卻是另一批人回來給他們拿衣服，說是又被日本鬼子給捉去了，這種事家常便飯。」碧玉姑姑那時就讀蓬萊公學校，最喜歡的事就是和警察玩捉迷藏，下雨天時，車夫林寶財將雨簾放下，姑姑溜進人力車裡，林寶財拉著人力車往外跑，警察不明究理，跟著車子猛追，這時祖父從容不迫的出門從事社會運動。
陳逢源與祖父一起參加第三次請願運動，曾回憶「在參加政治社會運動中，始終被日本刑警跟蹤。赴日本請願設置台灣議會時也被嚴密的監視，在基隆乘船時，船內即有台灣總督府之特高在跟蹤監視，船到神戶，台灣之特高始將監視之工作移交日本本國之特高警察執行。」平日當局總要派兩個便服特高跟蹤祖父，有一次鶯歌的講演，辯士只有祖父一人，出動跟監的警官二十餘人，台灣民眾黨被解散後，跟監祖父的警察更增加至四位。
醫院是免費的公共旅館與食堂
祖父從事社會運動時，松輝伯父與家父松銘，都留在故鄉宜蘭，由曾祖父母照顧，遲至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，兩兄弟方相繼北上團聚。祖父過世時，松輝伯父十八歲，尚就讀於台北高等學校一年級，其與祖父相處的時間也僅僅六年。
診病、看書、寫作、坐牢、演講，祖父由於獻身社會運動，難得與家人相聚。家中時常有同志、青年學子、歸台的留學生來造訪，一樓的醫院則成了免費的公共旅館與食堂，還聘有專人烹煮，常因為客人太多，家人需吃第二輪。大安醫院、文化書店的收入全投入社會運動。出外不是演講、開會，就是入獄，經常出門就好幾天。甚至忙於社會運動，有了旅費就出門，無暇行醫，經濟越來越拮据。最後連民眾黨本部的「地基稅」都繳不出。過世時，家裡的電話也被拆走抵債，遺族竟須靠同志捐輸的香奠過活，居無定所，累累搬遷，導致先人文物遺失蕩然無存。
有感於先祖父的無私奉獻，一九五一年版的《蔣渭水遺集》跋，揭示出版目的之一，募集「建築蔣先烈（埋骨）紀念塔，並以餘款為先烈遺族購置一所平屋住宅，以表崇敬民族革命先烈熱忱。」
祖父逝世時，不但時人敬仰為「台灣人之救主」、「解放菩薩」、「廿世紀普羅菩薩」，連總督府的官員都不經意流露惋惜之情。水竹居主人張麗俊日記中有一段記載：台灣新聞載台北州宇賀知事對訪客語曰「民族運動之先驅者故蔣渭水氏，人多推度渠平生反對官界，故官界必切齒痛恨其人，其寔不然，蔣氏之逝，吏僚中同情者不少。…蔣君之運動主張主旨，吾人雖不能一一讚許，然就中可嘉者不少，且渠亦志在改良社會而非圖一身之幸福者…，聞身後清貧，而清貧乃社會運動家之本色，倘有餘財則不值一文錢。」
祖父重同志，輕家人；重社會，輕家庭；無私無我，熾烈燃燒生命，徹徹底底徹底奉獻，短暫的四十歲又六個月的歲月中，半世的生命都在從事醫世醫民的志業，直至熱血穿腸倒臥為止，堪稱一代熱血男兒。
堅勁耿介的黃旺成，在民眾黨路線上曾和祖父展開激辯，接受王世慶口述歷史的訪談，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社會運動家評價，盛讚「蔣渭水先生才是真正的唯一偉大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之領導者，為人熱忱，大公無私，愛護同志，無私利。」憶起祖父除夕夜不在家圍爐，跑到新竹與其商量修改黨綱政策，為公忘私，三十六年後仍感動不已，並且自認為「對蔣渭水先生之心情，我知之最詳，比其弟弟渭川更了解他」。
台灣社會運動進入實踐階段的先驅
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，是台灣非武裝抗日深植於本土的一個轉捩點，推行文化啟蒙，啟發民主人權思想，破除迷信守舊，改造社會，掀起台灣民族運動的浪潮，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祖父，推動台灣進入各種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實踐階段。
然而，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，在國中部編歷史教科書《認識台灣》歷史篇，祖父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經過，卻被簡化為「一九二一年，有識之士成立台灣文化協會」帶過，寥寥數語，豈可表述開啟此段自覺年代的里程碑？
高唱台灣主體性的今日，只不過將戒嚴時期罩在台灣歷史上的毛玻璃，上面堆積的灰塵輕輕拭去而已，莫怪台灣人不識台灣歷史人物。
海峽出版社再版《蔣渭水全集》，囑筆者寫序，筆者才疏學淺，不敢逾越做序。忝為渭水之孫，補敘先人遺物重新出土的經過以及從祖父的文章中，透視其文學的價值與人格的風采，一方面也感謝王曉波教授在台灣史仍為禁忌之時，就投入研究，努力的為祖父的文章呈現完整的面貌，一方面更期望能拋磚引玉，有更多《蔣渭水全集》的研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