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蔣渭水全集》補遺
有關《蔣渭水全集》,台灣民眾黨的幹部黃師樵,於〈蔣渭水及其政治運動〉一文提到:「蔣先烈逝世後,其遺集由筆者負責編輯付梓,不料,剛要出版時,遂接到警務局命令,禁止出版,同時被查封焚毀,幸筆者尚留存一冊,以做永遠紀念。」
祖父辭世時,「剩得蕭條數卷書,兒女遺孤猶在讀」。曾參與編纂《蔣渭水全集》 的九位成員之一的白成枝,一九五○年重編《蔣渭水遺集》,有甚多的文章闕漏,當時黃氏珍藏的《蔣渭水全集》已經遺失。
《蔣渭水全集》重新出土因緣
在海峽版的編後暨中,王曉波教授曾向黃師樵探得有二本《蔣渭水全集》流出,一本為已故台灣史學者戴國煇教授自舊書肆購得。二○○二年七月,蘆洲舉辦「李友邦抗日五十週年紀念史料展」,李宅曾舉辦過多次的文化協會講演會,因而前往收集史料,有緣結識戴夫人林彩美女士,談起蔣家後代念念在茲的先人遺物。在戴教授汗牛充棟的藏書中代為尋找,當晚,即接獲尋得此書的佳音。
誠如黃師樵的跋所言:「是篇即其運動之歷史也,亦生平熱血之結晶也。」全集收錄祖父舊作。經過仔細比對後,發現這些原刊登在報章雜誌的文章,再次的被新聞檢查,有多篇的字句或段落,被填滿○○、╳╳或△△代替;如〈獄中賦〉只剩標題;〈獄歌行〉則闕漏;〈民眾黨的綱領及政策〉標題與條文全被刪除。而付印中仍然難逃被沒收焚毀的命運。然而,祖父即使倒下,身後的影子還是籠罩著總督府。
重要文獻再現
全集中〈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〉、〈文化協會專任理事就任之辭〉,係此次出土歷史文獻中最重要的兩篇,讓吾人得以更深入了解當時祖父創立文化協會的歷程,及擘畫未來台灣文化發展的抱負,因而填補了歷史殘缺的空白。書中也收錄祖父二首七言詩,〈嘆神州〉隱喻日本「強鄰蠶食肇黃禍」;〈己巳冬為宣言案被逮〉,則是祖父因散發未經總督府核可的「台灣民眾黨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宣言」而被逮捕,而有「政事日非不可言,憂思徒喚奈何天」之嘆。這二首詩,也是祖父至今唯一被發現的古體詩創作。
《蔣渭水全集》中仿古文的大不同
祖父因「治警事件」入獄,在獄中憑著年少時學習的記憶,創作了台灣志士豪情壯志的仿古文,然而全集中收錄的〈快入來辭〉、〈送王君入監獄序〉、〈春日集監獄署序〉,卻與原刊登在《台灣民報》上的不同。
〈快入來辭〉暢快淋漓描述入獄可以修身養性,磨練心智,讀書自娛,何樂而不為。祖父出獄後,繼續從事社會運動,有了更多的體驗,「登大屯以憑吊,臨劍潭而賦詩。策大同以歸正,共扶人道復奚疑。」可見祖父以本鄉本土的胸懷,放眼世界人道主義的精神格局。
〈送王君入監獄序〉借由王君(王敏川)之口,批判凡夫俗子的趨炎附勢,朋比為奸。祖父自述獄中精神生活瀟灑,與其逢迎拍馬,腐蝕心志,莫若為民請命坐牢,表達不凡的心志。「精神不屈兮,凌辱何傷。悍卒守監兮,酷禁不妨。磨且練兮體愈康,勉其行兮奚徨徬?離吾妻兮別吾母。從子於獄兮,終吾生以學禪。」獄中規律的生活可健康長壽,還有什麼不滿足呢?將拋妻別母,跟隨王氏入獄。有我不入地獄,誰入地獄的大無畏勇氣,更有相濡以沫惺惺相惜的同志之情。全集中的〈送王君入監獄序〉,更提昇了精神的層次。
〈春日集監獄署序〉則比《台灣民報》多了「受審判記」的副標題,內容也大幅修改,「政權者,人類之生命」,治警事件的公判,對於政治強權的思想迫害,祖父有了更深的體會。
開啟獄中人權文學的新頁
祖父的獄中散文,開啟了台灣人權文學、監獄報導文學的的新頁。〈入獄日記〉、〈入獄感想〉、〈獄中隨筆〉等篇章,在在流露出光明磊落、不懼不憂的浩然正氣,可見監獄雖然能囚禁志士的身軀,卻阻擋不住從囹圄之外湧入的同志之情、同胞之愛。
祖父向來視入獄如入學。「治警事件」終審,上午宣判後,祖父即跑到讀報社和友人家,搜羅書籍做為獄中精神糧食。午後,爆竹盛放聲中,百餘部書籍堆滿了人力車,在男女同志四五十名的簇擁下入獄。
祖父視羈留所如旅館。反對評議會政談大講演會,祖父擬講「帝國主義的麻醉劑」,會前卻被基隆警察署羈留多日。〈基隆旅館與日新館的比較〉反諷基隆警察署與位於日新町的台北北警察署羈留所,並渴望有機會一遊高雄的羈留所。
羈留所也是同志相聚,聯絡感情的好所在。汐止民眾講演會因聽眾過多,被命令解散,祖父再三申請重開講演會,與陳其昌等共八名連受三回檢束,被羈押於汐止警察分室。〈清一色的汐止亭:民眾黨大舉避暑,汐止亭全部貸切〉,把警察戲謔為強拉生意的「叫客」,致使羈留所客滿,大家輪流作東請客,感覺更加親密,好比同志在涼亭豪遊避暑。最後每日都有人成群結隊來慰問,被釋放時,還拍掌燃放爆竹,沿街送行。
監獄更是祖父的「社會問題研究所」。〈訬人大會記〉一文,諷刺每遇皇親國戚蒞臨台灣,社會運動的領導人與低下層的人紛紛先被檢束,女的吵吵嚷嚷,男的大發議論,乘機享受訬人會議。〈女監房的一夜〉一文,則感嘆男監客滿,女監也都是男囚,作姦犯科者日益增多。
祖父在獄中也不忘教化囚犯。〈兩個可憐的少女〉一文述及,被賣在煙花巷裡的女孩,不僅遭受無賴漢的恥笑,還流落到被拘留的地步,然而這等命運,並非關係到他們的不肖和美醜,而是關係他們的家庭與貧富。因此祖父慨言,無賴漢及醜業都是同一母體,是帝國主義產生下的畸形兒,應該要同病相憐。
此外,全集也收錄了〈北署遊記〉、〈舊友重逢〉、〈三遊北署〉等監獄文學作品,可知豪邁的祖父,屢次入獄「宛如歸巢入故家」,並都有獄中報導文學發表。
「台灣第一反」
祖父敢言人所不敢言,敢寫人所不敢寫,反不公,反不義,反歧視,有「台灣第一反」之稱,開創臺灣知識分子主導公共領域的時代。
學者楊雲萍在青年時代,曾因投稿《臺灣民報》而與祖父有過近距離接觸,他指出:「那時僅僅提到『蔣渭水』名字,就要受到日人當局的監視。在台灣民眾中間,『蔣渭水』三字,就是意味反抗日人,尤其意味反抗日本警察的語彙」。
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二日,日本東宮太子裕仁(日後的昭和天皇)行啟被稱為「天皇之島」的台灣。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便逢迎拍馬,發動全島奉迎,搭牌樓、執歡迎旗、提燈、放煙火,御用紳士以詩賦讚頌「盛德洪恩深感泣」,大獻殷勤。
御用的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更刊登皇太子訪問新竹小學校後,學生對著皇太子「御足跡」膜拜,女學生用白手帕包裹「御足跡」沙塵做紀念的「光榮事蹟」。
祖父赴東京推動第三次議會請願運動歸來不久。四月十八日,皇太子由總督府乘豪華的敞篷禮車,由騎兵開道,前往台灣人就讀的太平公學校參觀,途經大安醫院,「假歡迎真請願」的祖父,將「歡迎賀駕台灣議會請願團」的斗大標語揭揚醫院軒頭。北警察署近滕署長,立即以違反「治安警察法」命令禁止、戒告應立即撤去,將祖父拘押查辦,並搜查家宅達四小時之久。總督府想展現「內台融合」的假象,由當時念太平公學校的辜振甫,代表朗誦文章給本皇太子聽。
關於向皇太子請願一事,台灣的御用報紙都三緘其口,東京《朝日新聞》卻以「台北的島人不穩 文化協會的領袖被召喚」大幅報導。
《臺灣民報》第三號也諷刺奉迎之旗,只有嫌過小,哪有忌厭過大。「我臺人為公事受拘引者,實以蔣氏為嚆矢,做個台灣民權運動史上的新新好的紀錄。」、「印度顏智(甘地)為民權運動被禁,聞獄官待顏好,不知道蔣氏這番如何呢?」
總督府餘怒未消,以祖父等趁請願,運用內台法律不同的漏洞,在東京設立「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」。十二月十六日清晨,全島大舉逮捕議會請願人士,史稱「治警事件」。
次年七月廿五日,第一次開庭,大家都想聽「台灣第一反」蔣渭水等怎麼辯論,法院為限制旁聽人數,決定發售每張一角的門票三百張,以當時十幾圓的月薪,門票並不便宜,早上七點開賣,清晨五點就有人排隊,成了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台灣司法史上的奇聞。祖父與三好一八檢察官展開法庭大辯論,義正辭嚴的說「我要感謝神明,使我生做台灣人」,並呼籲總督要放棄法國式的同化政策,改採英國式的自治政策。三好檢察官因而動怒,甚至要求不贊成同化的蔣渭水離開台灣。
提倡人權的先鋒旗手
祖父是《台灣民報》的社論主筆,也主持《晨鐘暮 》專欄,筆力萬鈞,經常對總督施政,當頭棒喝。
「教育是國家最重要的事業,國民文化的高低,全賴乎教育普及與不普及」。祖父曾以文化協會名義申請創立義塾,不被核准。〈急宜撤廢取締學術講習會的惡法?〉一文批評「台灣自改版圖以來,對於教育政策,沒有十分努力的誠意」。百分之三十三的學童就學率,卻只有二個基督教創立私立中學,雖有志士仁人,不忍坐視島人之文盲.,企圖設校而當局不獎勵,而倒反來壓迫,這是「不許可主義」。更發布日本沒有、世界也沒有的「學術講習會的取締規則」,這愚民政策是「台灣學政的壓迫」的極點,「實在是台灣惡政的證據」。呼籲總督府「趕快把這齷齪的規則撤銷!使民間得有自由開設各種講習會,以圖台灣文化的發達。」
祖父還以筆名「維漢」發表(駁台日社說的謬論:須知同化政策正是滅人種族的帝國主義),駁斥《台灣日日新報》(台灣的統治式帝國主義嗎?和外國的殖民政策大不同)似是而非之論,大膽批判總督府的同化政策是滅種、製糖政策是壓榨農民、資本主義是掠奪山林與土地、公學校不教母語,是要將台灣兒童變種為日本兒童。由於文章帶有強烈的漢民族意識,違背總督「內地延長」的政策,文句在全集中被刪自然是意料中的。
祖父也以筆名「睡魔」發表〈古董大會〉,藉記者在夢中說夢的方式,譏諷御用紳士及亡清遺老聚會,與殖民統治者相互唱和,「蠱來蠱去」排拒新思想,行文潑辣有味。
〈豈有不許言論自由的善政嗎?〉一文指出「言論的自由和束縛,是善政與惡政的分歧點。行惡政的必先束縛民眾的言論」、「不准民眾的言論機關存立於島內,是惡政中的第一惡政」。祖父直指臺灣人的言論自由其實是被箝制的:「台灣人並不是願意默默無言的,是喉舌被壅塞了的」,可惜這篇如利刃般直刺總督府心臟的文章,在《蔣渭水全集》中被摘除。
「文化頭」的文學地位
祖父也是台灣文化協會《會報》編輯暨發行人。第一集的《會報》,祖父曾語重心長的發表〈臨床講義--關於台灣這個患者〉,開出五味教育藥方,治療「知識營養不良症」的台灣。這篇診斷書形式的散文,深具時代意義與原創性,被評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經典之作。《會報》共八集,提倡新文學不遺餘力,至今僅發現第三集,如能陸續出土,相信有助於提昇祖父在台灣新文學上的地位。
台灣文學館館長林瑞明在〈感慨悲歌皆為鯤島〉文中讚譽《臨床講義》是「台灣的政治文獻,亦是獨一無二,絕妙的文學作品。」並從台灣文學發展的方向,說明祖父是台灣啟蒙時代具代表性的作家,並且在台灣人權文學的範疇裡,佔有重要的位置,其散文作品,對新文學也起了催化作用。
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時,在獄中的祖父曾創作寓言,一九二四年一月三日日記,記載著:「本日脫稿一篇新創作的〈獵獅和獵犬的會話〉」,甚至,祖父也曾嘗試過寫小說,一月二十四日日記,記載「獄中夢越寫越長,幾乎不可收拾,至今天才完篇,計得洋箋六十餘枚」。可惜這些作品,都沒有留存下來。
第一次入獄時,獄卒幫忙買紙筆,祖父寄送獄中作品發表於《臺灣民報》,起了發酵作用,凝聚人氣,造成了「精神復興的現象」。第二次入獄時,待遇截然不同了。〈五個年中的我〉,祖父自述想將學生時代熱血奔騰的革命事蹟,在獄中寫成小說,「因為紙筆都被取去,不能寫出來,實在是很遺憾!俟下次有機會的時候,自然要寫出給諸君看看。」以社會運動為本業,文學為副業的祖父,喪失了這次寫作的契機。
然而全集中的〈北港溪底的奇遇〉已具有小說對話的形式。記敘在醫務百忙之中,撥空赴嘉義為同志打氣講演,卻被硬拉至北港講演,欲趕夜行火車回臺北時,夜黑風高,出租車陷入茫茫無際的溪埔,動彈不得。運轉手回北港叫人求助,留下車掌「頭家娘」,遠處傳來斬竹的聲音,祖父一方面擔心少婦的安危,一方面擔心無產的自己,被誤認為有車階級遇劫,驚心動魄的經歷,栩栩如生鋪陳。
台灣新文化的啟蒙者
前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於蔣渭水逝世七十週年時,發表《蔣渭水的文化身分》專文,「一提起蔣渭水,大家一定都知道他是抗日志士,是革命家醫生,他在抗日運動的革命志業中,成就非凡,幾乎掩蓋了他對文化運動的貢獻與文學創作的成績。」「我們以蔣渭水主導『文化協會』的成立,以及「文化書局」的開辦,加上其報告文學的創作,盯衡其對『台灣新文學運動』的影響,蔣渭水不但是社會運動家、革命家、也是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。」「在蔣渭水逝世七十週年紀念日,我們不但要再一次確認蔣渭水的文化身份,也應在二十一世紀初,這個以「一」開始的年代裡,效法蔣渭水先知先行的精神,重新思考興起另一波的全民文化運動,且在建立台灣文化主體的過程中,於亞太文化與世界文化體系中定位,並與之對話。」
已故台灣文學研究學者黃得時曾在其所著的〈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說〉中讚譽道:「關於散文方面,在這個時期,使人不能忘的是故蔣渭水氏的『入獄日記』,這是社會運動家在日人壓迫下如何過獄中生活的報告文學,‧‧‧‧像這種作品、實在是不可多得的。」
屏東科技大學梁明雄教授在《台灣文學與文化論集》評述祖父是「台灣新文化的啟蒙者」。「革命家的蔣渭水,畢生從事於『反帝反封建』的志業而席不暇暖,文學原不是他的正業,所為文章,也都是為了伸張革命主義,反對殖民政權而發。然而由於他豐富多樣的人生閱歷,和天生悲憫的真誠情感,使他在先天上具備了作為一個文人的氣質和條件。加上他『常識過人,凡事誠意,做事有繼續性』的人格特質,因此流露在作品中的」,也都是一派真誠,而又飽含感情。」梁教授認為,祖父的專欄和社論,辭嚴義明,直搗核心、立論正大,是擲地有聲的傳世之名篇;至於散文雜文,也都是描述逼真,反諷多趣的紀實小品。
《台灣》、《台灣民報》在台灣的支部,台灣文化協會的本部,都設在大安醫院,祖父曾任民報主筆、總經銷,自詡為民報的保母,稱職的扮演著一九二○年代,新時代、新思想、新文化啟蒙者。
依據《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》,王詩琅先生訪問曾任《台灣民報》編輯主筆的林呈錄云:
「因為業務的發展,《台灣民報》應時勢的要求,遂於大正13年(一九二四)將編輯部,移到台灣的台北大稻埕太平町大安醫院內,由蔣渭水、王敏川兩先生負責。」這段期間,祖父有許多文章不具名或以其他筆名發表,王曉波教授編的《蔣渭水全集》,收錄了曾任台灣民眾黨主幹的陳其昌指認的文章,正可彌補此一缺憾。此書的的再版,也收錄黃師樵主編的《蔣渭水全集》中新出土的文章。
講演舌端噴火,臨監官為之震懾
除了紙筆之外,祖父更是舌端噴火的「講古仙」,引經據典,言詞犀利,批評秕政,臨監官也為之震懾。 水竹居主人張麗俊日記記載,豐原聖王廟的「文化」講演,祖父講「政治理想與其寔現方法」,「蔣先生在台上侃侃高談,津津樂道,旁徵曲遠,証近稽說,到中傾處,撲掌之聲如連響爆竹,旁若無人。雖古川刑事、警部在此旁聽,彼絕無介意,後致與古川數言衝突,彼依然大言不?,來聽者千餘人,庭除為之滿,亦安座靜聽絕無騷動,直講到十一時方告閉會而散。吁!戰國時有蘇秦、張儀俱稱說士,今觀蔣先生之?智,單獨來此講演,與秦、儀亦不多讓矣。」
另一次,祖父在臺北讀報社講〈政治哲學概論〉,舉德國皇帝逃亡,俄國沙皇被士兵槍殺,秦始皇只持續一代,法國革命皇帝被送上斷頭臺,明白的宣示「如有多數群眾的反抗,再大的權力也沒有用處。」祖父的講題還有〈王道與霸道〉、〈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政策是用帝國主義〉,〈法蘭西革命史〉、〈印度的解放運動〉…,這種批評殖民體制,號召革命解放的露骨言論,挑動總督府敏感神經。
總督府尤其忌諱祖父講演〈同胞須團結,團結真有力〉,認為妨礙內台融合,比日本勞動農民黨律師布施辰治在台灣講階級鬥爭還厲害。
文化協會會歌與勞動節歌
二○○三年七月十日,「自覺的年代——台灣民眾黨特展」展前二週,秋江台灣歷史博物館林于昉博士來電,購得祖父致林獻堂邀約參加文化協會創立大會的親筆信函,信末有祖父創作的〈台灣文化協會會歌〉。
「糾合東亞諸民族締結大同盟」,「發達文化振道德造就此才能」,會歌充分揭示祖父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時空背景。「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同盟的前提,也是其骨骼。亞細亞民族結盟起來,互相啟發東洋文化,以追求西洋文明並駕齊驅,才能融合東西文化趨向一致,並使東西方平等相處,世界大同。台灣人生來就帶著連繫與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,也就是而台灣人手裡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道關口的鑰匙,是意義深遠且責任重大的使命啊!感謝神明賜給我們如此榮耀、光輝、又具有尊嚴的使命。」文化協會的誕生就是要打造有能力實踐這個使命的台灣人。當然,還有些話是為了要使文協通過核准,不得不有所保留。
在當時總督府不准結社的時空背景下,詞中雖有「我等都是亞細亞黃色的人種,介在漢族一血脈日本的百姓」委曲求全以結社的無奈,「但願最後完使命,樂為世界人,世界人類萬萬歲,台灣名譽馨」有要超越凌駕日本人之上,成為世界人的偉大胸襟語氣魄。
祖父創作的〈勞動節歌〉,是當時台灣人紀念五一勞動節必唱的歌。「拼我熱血為他犧牲,要把非理制度一切消除盡清」,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,不分貧賤富貴責任依一互助」這也是祖父創立臺灣工友總聯盟的目標。信函、會歌。勞動節歌,一併收錄於再版的《蔣渭水全集》,使「全集」更名副其實。
廿年辛苦爭平等,半世奔馳倡自由
臺灣文化協會、臺灣民眾黨、臺灣工友總聯盟、臺灣農民組合,四大非武裝抗日的主體,前三者是祖父所開創,後者則是受到臺灣文化協會啟蒙後而成立。
為拯救殖民地的台灣人於倒懸,舉凡文化、政治、學運、工運、農運…,祖父無役不與,無限燃燒自己的能源。叔公渭川曾統計,祖父曾籌組一百多個團體。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統計,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台灣工友總聯盟,旗下就有六十五個團體。
醫學校學生時代,祖父就有淑世救民的行動,募款在故鄉宜蘭昭應宮設置讀報社,與翁俊明、杜聰明等同志抱必死之決心,以霍亂菌下毒飲水謀害袁世凱,以傷寒菌注射入文旦,欲謀害大正天皇,壯志未酬。
祖父醫學校晚一屆的學弟林糊,回憶學生時代,蔣渭水、翁俊明、杜聰明熱心的為中國的革命黨募集資金,聯合其他學校的學生,秘密聚會演說,報告中國革命進展,排斥殖民地政府的壓迫,鼓吹革命精神。殖民當局準備逮捕學生,校長高木友枝以「教育獨立」、「校園自治」,抗拒來自總督府的壓力,並集合學生說道:
「比喻一家有五口的家庭,可能也有時鬧意見;何況全國五千萬的國民,其中當然也有政見不同的份子。民主時代政見不同的時候,儘好提出來共同討論,依照多數的決議而定國策。但是大多數的決議,不一定就是真理;假使少數人自信是真理、而不能通過的話,就要用革命方法來實現,那就是維新的一個辦法。所以,革命運動並不是絕對不可,但總要事先看清時勢、認識社會,有十分的準備才行。比喻你們要開始革命運動的話,就應該綿密計劃:什麼人做總統、甚麼人做總理大臣、甚麼人擔當陸海軍、甚麼人籌備資金糧食、叫誰防備基隆、叫誰鞏固高雄……等等。要是打壞日本、革命成功了,你們就做總統、總理;萬一失敗呢,國法是嚴厲無情的,應該覺悟要上絞台……」
高木友枝肯定祖父等人從事革命維新,反抗強權的民主信念與行動,曾說過「未來的台灣,是台灣醫學校的學生的台灣。」
台灣文化協會創會時,祖父推薦賴和先生擔任理事,賴和先生曾回函祖父:「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,才能成天下之事,足下所創事業是為吾台三百餘萬蒼生利益打算。僕亦台人一份子,豈敢自外,但在此時尚非可死之日,願乞把理事取消。」
祖父在致林獻堂的信中,談到會員招募,「此雖區區五百人,卻是全島內之金剛石(培火君稱同志為金剛石,其他醉生夢死者為石頭、土砂)。乃託察官(警察之意)施行預備試驗,一般意志薄弱、觀望不前者。早已被警官選為落第之列。故以五百名之錚錚者,可當五千名之(會)神經者。」
祖父籌組台灣文化協會,受到重重困難的阻撓打擊,從成立前、成立後,警吏的干涉壓迫,會員被迫退出,可見端倪。
從事社會運動,身邊不時的有特高警察跟監。碧玉姑姑曾說:「父親和他的同志們時常晚上去演講,但到半夜時卻是另一批人回來給他們拿衣服,說是又被日本鬼子給捉去了,這種事家常便飯。」碧玉姑姑那時就讀蓬萊公學校,最喜歡的事就是和警察玩捉迷藏,下雨天時,車夫林寶財將雨簾放下,姑姑溜進人力車裡,林寶財拉著人力車往外跑,警察不明究理,跟著車子猛追,這時祖父從容不迫的出門從事社會運動。
陳逢源與祖父一起參加第三次請願運動,曾回憶「在參加政治社會運動中,始終被日本刑警跟蹤。赴日本請願設置台灣議會時也被嚴密的監視,在基隆乘船時,船內即有台灣總督府之特高在跟蹤監視,船到神戶,台灣之特高始將監視之工作移交日本本國之特高警察執行。」平日當局總要派兩個便服特高跟蹤祖父,有一次鶯歌的講演,辯士只有祖父一人,出動跟監的警官二十餘人,台灣民眾黨被解散後,跟監祖父的警察更增加至四位。
醫院是免費的公共旅館與食堂
祖父從事社會運動時,松輝伯父與家父松銘,都留在故鄉宜蘭,由曾祖父母照顧,遲至一九二六年與一九二七年,兩兄弟方相繼北上團聚。祖父過世時,松輝伯父十八歲,尚就讀於台北高等學校一年級,其與祖父相處的時間也僅僅六年。
診病、看書、寫作、坐牢、演講,祖父由於獻身社會運動,難得與家人相聚。家中時常有同志、青年學子、歸台的留學生來造訪,一樓的醫院則成了免費的公共旅館與食堂,還聘有專人烹煮,常因為客人太多,家人需吃第二輪。大安醫院、文化書店的收入全投入社會運動。出外不是演講、開會,就是入獄,經常出門就好幾天。甚至忙於社會運動,有了旅費就出門,無暇行醫,經濟越來越拮据。最後連民眾黨本部的「地基稅」都繳不出。過世時,家裡的電話也被拆走抵債,遺族竟須靠同志捐輸的香奠過活,居無定所,累累搬遷,導致先人文物遺失蕩然無存。
有感於先祖父的無私奉獻,一九五一年版的《蔣渭水遺集》跋,揭示出版目的之一,募集「建築蔣先烈(埋骨)紀念塔,並以餘款為先烈遺族購置一所平屋住宅,以表崇敬民族革命先烈熱忱。」
祖父逝世時,不但時人敬仰為「台灣人之救主」、「解放菩薩」、「廿世紀普羅菩薩」,連總督府的官員都不經意流露惋惜之情。水竹居主人張麗俊日記中有一段記載:台灣新聞載台北州宇賀知事對訪客語曰「民族運動之先驅者故蔣渭水氏,人多推度渠平生反對官界,故官界必切齒痛恨其人,其寔不然,蔣氏之逝,吏僚中同情者不少。…蔣君之運動主張主旨,吾人雖不能一一讚許,然就中可嘉者不少,且渠亦志在改良社會而非圖一身之幸福者…,聞身後清貧,而清貧乃社會運動家之本色,倘有餘財則不值一文錢。」
祖父重同志,輕家人;重社會,輕家庭;無私無我,熾烈燃燒生命,徹徹底底徹底奉獻,短暫的四十歲又六個月的歲月中,半世的生命都在從事醫世醫民的志業,直至熱血穿腸倒臥為止,堪稱一代熱血男兒。
堅勁耿介的黃旺成,在民眾黨路線上曾和祖父展開激辯,接受王世慶口述歷史的訪談,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社會運動家評價,盛讚「蔣渭水先生才是真正的唯一偉大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之領導者,為人熱忱,大公無私,愛護同志,無私利。」憶起祖父除夕夜不在家圍爐,跑到新竹與其商量修改黨綱政策,為公忘私,三十六年後仍感動不已,並且自認為「對蔣渭水先生之心情,我知之最詳,比其弟弟渭川更了解他」。
台灣社會運動進入實踐階段的先驅
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,是台灣非武裝抗日深植於本土的一個轉捩點,推行文化啟蒙,啟發民主人權思想,破除迷信守舊,改造社會,掀起台灣民族運動的浪潮,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祖父,推動台灣進入各種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實踐階段。
然而,如此重要的歷史事件,在國中部編歷史教科書《認識台灣》歷史篇,祖父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經過,卻被簡化為「一九二一年,有識之士成立台灣文化協會」帶過,寥寥數語,豈可表述開啟此段自覺年代的里程碑?
高唱台灣主體性的今日,只不過將戒嚴時期罩在台灣歷史上的毛玻璃,上面堆積的灰塵輕輕拭去而已,莫怪台灣人不識台灣歷史人物。
海峽出版社再版《蔣渭水全集》,囑筆者寫序,筆者才疏學淺,不敢逾越做序。忝為渭水之孫,補敘先人遺物重新出土的經過以及從祖父的文章中,透視其文學的價值與人格的風采,一方面也感謝王曉波教授在台灣史仍為禁忌之時,就投入研究,努力的為祖父的文章呈現完整的面貌,一方面更期望能拋磚引玉,有更多《蔣渭水全集》的研究。